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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显示，由于两国出口品的生产对外资等外国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不同，2012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所拉动的国内增加值中，仅有87.7%是属于中国的国民收入，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加值中，属于美国国民收入的部分高达96.2%；相比出口总额和出口增加值，出口拉动的本国国民收入可以更真实地反映一国的贸易收益，2012年国民收入视角下的中美贸易顺差约为1028亿美元，比以贸易总值和贸易增加值核算的顺差分别缩小61%和22%，表明传统的贸易差额核算方法严重夸大了中美贸易失衡。

　　21世纪以来中美贸易规模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双边贸易差额持续扩大，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美中贸易逆差约为3470亿美元，占美国总逆差的47%。巨额逆差是威胁两国经贸发展和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引发频繁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随着美国新一届政府对逆差关注度增强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可能性也将加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贸易总值为基础的贸易差额核算无法刻画真实利益分配，在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指导下，学者们提出以出口增加值口径修正贸易差额核算（Johnson，2014；Johnson和Noguera，2017；Koopman等，2008、2014；王岚和盛斌，2014）。出口增加值关注的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其中包含了支付给外国生产要素的报酬，这部分并不属于本国收入。王雅炯和幸丽霞（2007）借助国际收支平衡表推算出外商直接投资（FDI）留存利润占比由1996年前的99%左右逐渐下降至2004年的60%左右，预计到2006年年底，中国因FDI留存利润再投资而产生的资金存量高达2200多亿美元。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利润在符合国家政策的条件下可以随时汇出。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涨，制造业FDI撤离已初现端倪乐鱼app官网，若出现大规模外资撤离，那么东道国，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和金融风险（韩民春和张丽娜，2015；蔡浩仪和韩会师，2012）。

　　随着各经济体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和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加快，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其跨国流动日益频繁。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公布的数据，1990－2015年，世界FDI流出量（outflow）和流入量（inflow）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7%和9%。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重要的引资国，1990－2015年外资流入量占全球FDI流入量的平均比重分别达到7. 7%和17. 3%。外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和出口增长（潘文卿和李子奈，2002；Zhang，2005；冯丹卿等，2013；Lall和Narula，2006）。由图1可以看出，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外商投资企业货物出口比重一度保持在50%以上，近几年虽有回落，但仍维持在40%以上；美国外商投资企业的货物出口比重虽然低于中国，但在2010年之后也超过了20%。

　　此外，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对净要素流入的依赖程度有明显差异，由此推测，国民收入视角核算的中美贸易差额将明显有别于增加值视角。1981年以来，中国GDP与GNP差额逐步扩大。郑志国和刘明珍（2004）指出，中国来自国外的初次分配净收入，尤其是投资净收益长期为负，表明中国对外投资状况与外资引进状况很不对称，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GNP的贡献远低于对GDP的贡献。而相比于中国，美国GDP和GNP差异则小得多。

　　综上所述，鉴于中美吸引外资规模巨大、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比较高，本文考虑出口收益的实际控制权，提出基于国民收入视角核算中美贸易差额。该研究能够修正传统核算口径对中美贸易平衡的扭曲，进而缓解特朗普总统激化中美贸易争端的倾向，促进中美贸易谈判和有关政策制定。同时，国民收入口径是对增加值口径的一项重要补充，可以为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等的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是相关文献综述；第三节介绍模型、测算方法和数据处理过程；第四节给出国民收入视角下的中美贸易差额核算结果，并对不同贸易类型、行业层面的中美贸易平衡进行分析；第五节总结全文。

　　贸易失衡是贸易争端的核心，是威胁双边甚至全球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不和谐因素，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两国间的贸易差额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总结来看，目前此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利用贸易总值进行核算，其二是利用贸易增加值进行核算。

　　基于贸易总值计算贸易差额是评估贸易平衡最常用的方法。贸易总值视角下用中国和美国官方数据计算的中美贸易差额存在很大差异，2012年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数据计算的中美货物贸易顺差比中国海关数据的计算结果高出43.9%。现有研究将这种不一致性归因于贸易计价标准、香港地区转口、转口利润附加和运输时滞，并基于此给出修正方法。例如，冯国钊和刘遵义（1999）、杨汝岱（2008）等考虑离岸价和到岸价的差异，考虑香港地区转口贸易和转口加价，以此修正美中逆差。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务贸易得到快速发展，美中服务贸易顺差不断扩大，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两国货物贸易逆差。谢康和李赞（2000）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互补性进行实证分析；Barattieri（2014）在考虑服务贸易的基础上重新评估中美贸易失衡。综合上述因素，沈国兵（2005）与Fung等（2006）系统性地给出了以进出口计价、转口贸易、转口加价以及服务贸易修正贸易差额的核算方法。

　　双边贸易差额的另一种核算口径是贸易增加值。随着全球分工日益加深，出口品的生产可能需要使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品作为中间投入，贸易增加值可以剥离贸易总值所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品的价值，因此，以贸易增加值作为新的贸易统计标准的思想已经得到国际机构和学界的广泛认可。核算贸易增加值最常用的方法是投入产出技术，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很多。例如，吴振宇和沈利生（2004）利用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中国进出口对各部门增加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考虑到中国加工贸易占比较高、加工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较低，Chen等（2012）与祝坤福等（2013）提出以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重新评估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除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单国投入产出表的研究和应用外，基于地区间投入产出表开展的“全球价值链”研究也步入。

　　Johnson（2014）与Johnson和Noguera（2017）提出增加值出口的核算方法，并分析增加值出口与出口总额的比值（VAX ratio）在国家间、地区间和行业间的差异表现。Koopman等（2010）与Koopman等（2014）提出总出口分解理论，并以增加值视角评估各国各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对全球贸易做出全新的解释。基于上述方法，刘遵义等（2007）与Lau等（2017）将贸易增加值的思想引入中美贸易差额核算，修正了贸易总值口径对中美贸易失衡程度的高估，以2015年为例，贸易增加值口径下美中贸易逆差为1327亿美元，远低于中美两国以贸易总值口径核算的2614亿美元和3674亿美元。王岚和盛斌（2014）以增加值贸易体系测度1995-2009年中美货物贸易差额，验证了贸易总值口径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夸大。

　　然而，以贸易增加值取代贸易总值仍是不够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广阔的市场和优惠的外资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外资企业出口在中国总出口中的占比一直超过40%。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离不开外资的支持，而FDI在推动经济和出口增长的同时，也通过获取、控制股权等形式从经营利润中获得资本报酬，外资企业出口所创造的国内增加值并不能全部归入中国的国民收入。李宏艳和王岚（2015）指出，跨国公司FDI因素会造成贸易利益高估；Duan等（2012）与段玉婉等（2013）编制了区分内外资的中国投入产出表，测算结果显示，2007年中国每1000美元出口所拉动的国内增加值中，只有85.6%是属于中国的国民收入。对美国而言亦是如此，美国引资金额多年位居世界第一，2012年美国外资企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约为18%，美国出口所拉动的国内增加值亦不等价于国民收入。如前文所述，贸易增加值的实际控制权并非完全属于东道国，以增加值测度的出口利益会因外资撤离而受到威胁，而出口拉动的本国国民收入能够反映出口利益的实际控制权，因此可用于衡量一国参与贸易所获得的实际经济利益，进而刻画国际分工利益格局。此外，中国GDP与GNP的差额高于美国，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净要素流入的依赖程度强于美国，由此推测，国民收入视角核算的中美贸易收益将有别于增加值视角。

　　综上所述，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以国民收入视角核算中美贸易差额，并给出具体测算方法，对中美贸易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2012年中国加工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约为42%，外资企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达到50%。考虑到中国加工出口和外资企业出口占比较高，且外资企业出口的生产消耗结构和分配去向不同于一般贸易和内资企业，段玉婉等（2013）编制了反映加工贸易和区分内外资企业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以计算内资和外资企业对中国国民经济的贡献。本文在此基础之上，根据生产要素的国别属性将表中的增加值象限拆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中国国民收入、美国国民收入和其他国家国民收入，进而计算中国对美出口所拉动的国内总收入、美国国民收入和其他国家国民收入。

　　假设某经济体有n个生产部门。考虑生产要素国别属性、区分加工贸易和内外资企业性质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见表1）将国民经济分为四个部分：内资企业非加工贸易生产（DN）、外资企业非加工贸易生产（FN）、内资企业加工贸易生产（DP）和外资企业加工贸易生产（FP），并对国内中间投入和进口中间投入（M）加以区分。表1中下标C、A、R标记国民收入的国别属性，三者分别代表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民收入。（S=DN、FN、DP或FP，下同）为n维列向量，表示各行业的总产出；n维列向量则表示各行业的总进口。（T=DN、FN、DP或FP，下同）为矩阵，表示T类型企业在其产品生产过程中对S类型企业产品的直接消耗。按照中国海关对加工贸易的定义和要求，加工贸易产品只能用于出口，因此内、外资企业加工贸易生产对四类企业的中间投入均为0；矩阵表示T类型企业对进口产品的直接消耗。为n维列向量，分别表示该经济体对4中生产类型产品的最终需求；n维列向量表示该经济体对进口产品的最终需求。（W=C、A或R，下同）为n维行向量，表示4种类型企业的增加值中属于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民收入，分别简称为中国国民收入向量、美国国民收入向量和其他国家国民收入向量，例如，代表内资企业非加工贸易的中国国民收入向量。

　　2012年美国外资企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约为23%，远小于中国。美国内、外资企业在生产投入结构和增加值率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Fetzer和Strassner（2015）利用企业微观数据估算，2011年美国跨国企业的直接增加值率为21%-31%，而非跨国企业的直接增加值率约为47%，但由于缺乏相关的生产投入数据，未能对生产结构的企业异质性进行量化分析。由于数据缺乏，本文暂时假设美国的内、外资企业具有相似的生产结构，在美国m部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按生产要素的国别属性将增加值象限拆分为属于美国的国民收入、属于中国的国民收入和属于其他国家的国民收入，详见表2。

　　口径下的双边贸易数据，包括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以HS8位商品编码统计的中美直接货物贸易数据，以及BEA公布的服务贸易数据。为了全面、客观地揭示中美贸易平衡，本文同时考虑中美经香港地区转口的贸易数据以及转口的利润附加，该数据由香港政府统计处提供。

　　为将投入产出表中的增加值向量拆分成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民收入，还需借助中、美官方公布的企业微观数据以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公布的双边FDI数据。增加值由生产税净额、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组成。其中，生产税净额属于本国国民收入，无需拆分；劳动者报酬和资本报酬应依据企业劳动者和资本的国别属性拆分为本国国民收入和外国国民收入。最后，根据UNCTAD按来源地统计的东道国FDI存量数据，可将外国国民收入按归属地做进一步拆分。具体来看，截至2011年，中国FDI存量中约有5.49%来自美国，美国FDI存量中约有0.15%来自中国。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出口所拉动的外国国民收入中，约有5.49%是属于美国的国民收入；美国出口所拉动的外国国民收入中，约有0.15%是属于中国的国民收入。

　　为了全面认识中美贸易平衡，本文综合考虑中美直接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经香港地区转口贸易，计算贸易总值、增加值贸易和国民收入口径下2012年中美贸易差额，结果如表3。国民收入口径下中美贸易顺差为1028亿美元，比贸易总值和贸易增加值口径核算的顺差分别缩小了60.6%和21.8%，表明两种传统的贸易差额核算方不同程度地夸大中美贸易失衡。

　　表3前三列分别展示中美直接货物贸易、转口贸易、服务贸易的贸易差额，直接货物贸易和经香港地区转口贸易处于顺差，服务贸易呈现逆差，巨额的中美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直接货物贸易。对比三种口径发现，国民收入口径下中美直接货物贸易顺差和转口贸易顺差比贸易总值口径分别缩小58.0%和57.0%，比增加值口径分别缩小19.2%和19.0%；中务贸易逆差比贸易总值口径扩大31.4%，比增加值口径扩大23.7%。传统核算方法夸大了中美直接货物贸易和转口贸易的失衡程度，却低估了双边服务贸易的失衡程度。

　　径核算的贸易顺差均低于增加值口径，二者又进一步低于贸易总值口径。例如，国民收入口径下，电子行业的中美顺差比贸易总值和增加值口径分别缩小了68%和22%，服装及皮革制品的顺差比贸易总值和增加值口径缩小了37%和11%。这表明若以实际经济收益作为评价标准，中国相关行业的贸易失衡程度将减弱。

　　为了更好地解读国民收入视角下的中美贸易差额结果，本节剖析中美单位出口的国民收入拉动效应。如表4的最后一列所示，2012年中国对美国1000美元出口中蕴含556.6美元本国国民收入，出口增加值率仅为87.7%，而美国对中国1000美元出口蕴含835.3美元本国国民收入，出口增加值率达到96.2%；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1000美元出口能为美国带来4.3美元国民收入，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仅能创造0.05（因数位保留原因，表中显示为0.0）美元中国国民收入。可见，中国单位出口的国民收入拉动效应远低于美国，且中国出口所蕴含的美国国民收入大于美国出口所拉动的中国国民收入，这两方面差异是导致国民收入口径下中美贸易顺差明显低于贸易总值和增加值口径的直接原因。

　　对比中国对美国1000美元出口和美国对中国1000美元出口所蕴含的国内增加值、本国国民收入，前者分别仅为后者的73.1%和66.6%。根据Chen等（2012）的研究，单位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与国外增加值之和等于1，中国对美国单位出口所蕴含的中国国内增加值低于美国对中国单位出口所蕴含的美国国内增加值，表明中国出口品生产对进口的依赖程度高于美国。对比两国的完全进口中间投入系数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美国平均完全进口中间投入系数为0.099，低于中国非加工贸易生产的0.150和加工贸易生产的0.651，而对进口中间投入依赖性更强的加工出口在中国对美国总出口中的占比高达49%，进一步使得中国整体出口所含的进口品价值明显高于美国。表4的测算结果还显示，中国对美国出口蕴含的中国国民收入进一步低于美国对中国出口蕴含的美国国民收入，由前文模型介绍可知，出口中蕴含的本国国民收入与外国国民收入之和等于出口增加值，那么该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增加值中隐含的外国国民收入高于美国，由此可认为中国出口对外资等外国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高于美国。

　　此外，对比表4直接货物贸易、经香港地区转口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收入拉动效应可知，两国直接货物贸易和经香港地区转口贸易对本国国民收入的拉动作用均远小于服务贸易。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中美货物出口对进口中间投入的依赖程度高于服务出口；其二，两国货物出口对外资等外国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高于服务出口。

　　中美各自1000美元出口的国民收入拉动效应存在明显差异，造成该差异的直接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中美两国在行业层面上单位出口的国民收入拉动效应不同；二是中美两国的出口结构不同。下面我们将分别进行探究。

　　在对比中美各行业单位出口的国民收入拉动效应之前，先比较中美36个行业的出口增加值率。比较中国国内的四种生产方式可知：非加工贸易生产的完全增加值率明显高于加工贸易，印证了加工贸易附加值率很低的说法；对于非加工贸易类型，几乎所有行业均表现为内资企业的完全增加值率高于外资企业；对于加工贸易类型，有2/3的行业表现为外资企业的完全增加值率高于内资企业。比较中美行业完全增加值率，中国的服装及皮革制品、农林牧渔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高于美国，美国的电子产品、租赁和商务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高于中国，表明中国和美国的行业优势分别体现在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

　　接下来比较中美36个行业单位产品的国民收入拉动效应。首先，对中国国内四种生产方式的国民收入拉动效应进行对比分析：对于同一企业类型，非加工贸易的外国国民收入率均高于加工贸易；对于同一贸易生产方式，外资企业的外国国民收入率均明显高于内资企业。这表验证了在国民收入视角下，中国加工和非加工贸易方式、内资和外资企业的异质性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其次，对比中美两国各行业的外国国民收入率可以发现：除了石油及煤产品、化学制品和采矿业之外，其他行业均表现为美国外国国民收入率低于中国；其中，美国服务行业的外国国民收入率明显低于中国，表明美国服务行业对外资等外国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远低于中国，这解释了表4美国服务贸易本国国民收入在其出口增加值中的高占比（98.1%），也有助于理解“国民收入视角下中务贸易逆差大幅度增加”这一结论。

　　通过上文对中美行业层面国民收入拉动效应的对比可知，大多数行业表现为中国的本国国民收入率低于美国，在此基础上，出口结构的不同加大了两国在单位出口国民收入拉动效应方面的差异。2012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最大的前三个行业是电子产品、服装皮革和批发零售，而美国对中国出口额最大的前三个行业是批发零售、农林牧渔业和运输设备制造业。总体来看，中国高出口行业的本国国民收入率低于美国，致使中国整体出口的本国国民收入率低于美国，由此可见，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结构有待改善。同样，美国对华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政策，以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品为例，2001年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占中国同类产品进口的比重为16.7%，但2016年这一比重降为8.2%[1]，这有悖于美国科技强国的地位，也与中美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的现状极不相称，因此，美国应正视中国长期以来对于“放松对华出口管制”的呼吁，这不仅能促进美国出口结构的优化，也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善中美贸易失衡。

　　为客观揭示中美双边贸易利益分配，本文在修正贸易统计差异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国民收入视角核算中美贸易差额。测算结果显示，由于中国出口生产对外国生产要素，尤其是外国资本的依赖程度强于美国，2012年基于国民收入视角核算的中美贸易顺差约为1028亿美元，比贸易总值和贸易增加值口径计算的顺差分别缩小61%和22%，表明传统贸易差额核算方法不同程度地夸大了中美贸易失衡。按贸易类型看，国民收入口径下中美货物贸易顺差缩小，服务贸易逆差扩大。按行业看，中美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低端制造业，逆差主要来自大宗商品和高技术行业，体现了双边贸易较强的互补性。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和上台之后以贸易逆差为由频繁对中国发难。2018年3月特朗普签署了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的公告，新一轮的贸易摩擦由此拉开序幕，并在此后的博弈和较量中有所升级。然而，通过本文的分析和测算可知，由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收益净输出十分明显，以实际收益衡量的美中贸易逆差并不像特朗普宣扬的那般严重。中美贸易的互补性、美资企业在华的收益不应被忽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贸易战不仅会使两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也会危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

　　2017年年底，美国通过了税改法案，提出降低国内企业所得税和海外利润回流成本，此举可能引发美国在华投资撤离。此外，中国对外投资金额自2014年开始逐渐反超吸收外资金额，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预计未来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出现明显的投资收益净输入。资本流动趋势的新变化将对中国出口收益和以国民收入口径评判的双边贸易平衡产生影响。

　　本文对于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研究具有借鉴意义。相比于贸易总值和增加值，贸易拉动的国民收入能够反映各经济体在参与全球化生产分工中获得的实际可支配收益。通过编制考虑生产要素国别属性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可以将全球价值链延伸到“全球收入链”的层面，从而为国际分工利益格局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蔡浩仪、韩会师（2012）：《FDI稳定性下降与宏观经济风险防范》，《国际金融研究》第3期。

　　段玉婉、祝坤福、陈锡康、杨翠红（2013）：《区分内外资企业和贸易方式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第9期。

　　冯丹卿、钟昌标、黄远浙（2013）：《外资进入速度对内资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世界经济》第12期。

　　葛明、赵素萍、林玲（2016）：《中美双边贸易利益分配格局解构——基于GVC分解的视角》，《世界经济研究》第2期。

　　韩民春、张丽娜（2015）：《中国制造业FDI撤离的就业效应和应对政策的效果》，《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9期。

　　李宏艳、王岚（2015）：《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贸易利益：研究进展述评》，《国际贸易问题》第5期。

　　刘遵义、陈锡康、杨翠红、Cheng, L. K.等（2007）：《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及其应用——中美贸易顺差透视》，《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潘文卿、李子奈（2002）：《20世纪90年代中国外贸外资发展形势、作用及格局》，《世界经济》第5期。

　　王岚、盛斌（2014）：《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中美增加值贸易与双边贸易利益》，《财经研究》第9期。

　　王雅炯、幸丽霞（2007）：《FDI留存收益对中国经济潜在威胁的度量》，《金融研究》第8b期。

　　谢康、李赞（2000）：《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互补性的实证分析——兼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实质》，《国际贸易问题》第9期。

　　郑志国、刘明珍（2004）：《从中国GNP与GDP差额看经济开放结构》，《中国工业经济》第3期。

　　祝坤福、陈锡康、杨翠红（2013）：《中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国际经济评论》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