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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40年来的开放历程，对外开放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符合历史前进的基本逻辑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践表明，渐进式的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突出特征和重要经验，这种开放模式有效降低了开放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充分释放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制度红利，为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注入了持久的动力和活力，带动了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地位的全面提升。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和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开放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迈向大国复兴的必由之路。进入新时代，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新变化，特别是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应积极探索开放新模式，将开放的推进重点由政策提供转为能力建设，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迎来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历史机遇，具备了对外开放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这是同志对冷战结束后世界发展特征的高度概括，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一项长期国策。40年来，对外开放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对外开放进程不断加快，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显著提高，推动中国经济加速迈向市场化和现代化，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最重要的制度因素之一。

　　1978~1991年：积极试点，探索推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大力引进先进技术装备，开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由内向型向外向型的重大转变。从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给予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惠政策，到1984年进一步开放上海、天津、大连、青岛、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再到1988年批准将海南建成最大的经济特区，这一阶段对外开放形成了突出的“点开放”的特征和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1979年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0年批准第一批3家外商投资企业。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外国投资工作领导小组，颁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即“二十二条”），外资政策优惠力度加大，投资环境逐步改善。先期进入中国投资的主要是海外华人资本，投资领域以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项目及宾馆、餐饮等服务业为主，投资区位集中分布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这一系列政策措施极大地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和体制变革，产生了良好的窗口示范效应。

　　1992~2001年：由点及面，加快开放。1992年初同志的南方谈话成为对外开放提速的重要契机。以浦东开发为着力点，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中国制造业对外开放程度显著提高。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配合适度保护及人民币汇率低估等政策工具（吴敬琏，2008），中国轻纺、机电等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规模迅速扩张，国际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为适应外经贸领域市场化改革的需要，1994年7月1日，《对外贸易法》正式颁布实施，自此我国对外贸易经营管理步入法制化阶段。经过20年的实践，以特区建设为核心的对外开放政策使得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区的区位优势凸显，带动了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壮大成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为推动内陆地区开放，1999年中央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同时，这一阶段也是我国积极争取“复关”和“入世”的重要时期。经过艰难谈判，我国先后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主要贸易伙伴达成了“入世”协议，并为配合“入世”谈判，加快进出口管理体制改革，调整机构，清理法规，下放权力，促使外经贸管理整体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

　　2002~2012年：多层次、宽领域、有重点推进对外开放。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使中国从渐进式、局部性的对外开放转为大推进式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在加入WTO过渡期内，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外贸、外汇体制改革，并将开放的重点领域由工业转向服务业，开放区域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拓展。在加速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中，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融合互动关系增强。一方面，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使要素配置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倚重外部资源和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中国因素”不断强化，高速增长和日益开放的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增大。2007年，《企业所得税法》出台，向“两税并轨”迈出了关键一步，以税收优惠为核心工具的超国民待遇逐步退出，转而被完善市场规范、营造公平环境的政策措施所替代。针对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增加、人民币升值、劳动力及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资源环境约束增强、贸易摩擦加剧等一系列突出问题，我国及时调整贸易政策，淡化鼓励出口创汇的导向，强调平衡贸易、优化结构。通过对资源性产品出口征收出口税、下调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税率、限制低水平加工贸易扩张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将转变贸易发展方式纳入产业升级的总体目标，持续的市场化开放造则就了一批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习惯于国际竞争的企业主体，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强有力的微观基础。

　　2013年至今：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党的坚持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党的以来，我国创新推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投行、加快自贸试验区试点、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等对外开放新的战略举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掀起了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创新外经贸管理方式的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开放”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开启主动、双向、公平、全面、共赢、高质量的新一轮对外开放。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导致外需下滑的严峻形势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挑战，通过外经贸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贸易便利化，我国进出口逐步回稳向好。党的十九大强调“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全球化进程遭遇挫折的复杂国际形势下，中国坚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动担负起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大国历史重任。充分利用G20等国际平台，在增强自身制度性话语权的同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更加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体系，为促使全球贸易走出阴霾做出了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努力，使得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继续发挥“稳定之锚”的重要作用。2018年4月，习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了中国将实施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扩大对外开放新的重大举措，向世界传递出清晰、有力的声音：“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在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2

　　从阶段性发展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的对外开放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主动对外开放。对外开放迈出的每一步、取得的各项成就，既是中国的自主选择，也符合历史前进的逻辑和时代发展的潮流。不难看出，中国对外开放是一个渐进式、由点到面、梯度推进的加速和强化过程，从沿海地区和开放城市逐步辐射到全国，从制造业扩展到服务业，从对外贸易、利用外资深入各个层面的国际经济合作，由激发人口红利转为投放制度红利。仅仅40年时间里，曾经高度封闭的中国经济社会走向全面开放，这在人类发展史上甚为少见。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缔造了后起大国工业化的增长奇迹，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

　　中国对外开放成就最为直接的表现在于开放部门整体规模的扩大。197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额为206.4亿美元，2017年达到了41050.0亿美元，40年间增长了约198倍，年均增速14.5%。进出口规模扩大带动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大幅提高，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第32位跃升至2017年的第1位3，货物进出口额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2.9%上升到2017年的12.0%。同时，利用外商投资成效卓著。据商务部统计，自1980年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以来，截至2017年，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88.5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85万亿美元，连续25年成为FDI流入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另外，作为开放的重要渠道，我国对外经济合作蓬勃发展。随着整体经济实力增强以及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境外投资迅速增长。截至2017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48万亿美元，进入了资本双向流动阶段（见表1）。

　　3 2018年4月WTO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过美国，时隔两年重回世界首位。

　　总结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经验，对外开放的市场化操作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相互促进，产生了“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的显著效应。首先，对外开放突破了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促进了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加快了要素流动和配置的市场化。对外开放初期，决策层并未形成明确的长期目标，而是采取了很多实验性、局部性的政策措施进行探索试错（江小娟，2008）。这种渐进式的开放模式与“增量改革”的路径高度契合，与转轨国家实施的“休克疗法”形成了制度反差，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改革开放对社会经济体系的冲击，降低了开放的综合成本。值得注意的是，开放政策的演进同样带有鲜明的增量特征，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我国的外资政策。外资企业进入增加了中国市场的竞争主体，外资企业之间以及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的竞争为中国市场注入活力。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先进的治理结构和丰富的竞争策略起到了正向的示范作用，产生了学习效应，加快了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和治理结构的改革；另一方面，巨大的竞争压力倒逼内资企业改革重组，低效率的内资企业退出市场，从而完善了我国部分行业的退出机制。从法规层面来看，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对市场规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并购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大大提高了我国市场规范的立法水平。对地方政府而言，简化审批权、提高行政效率、优化投资和营商环境，既是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向也是其重要内容。加入WTO是我国对外开放全面升级的重大举措，直接创造了新的体制供给。按照WTO要求，我国经济体制的框架逐步与国际接轨，“公平、透明、非歧视”等WTO原则成为外经贸立法和执法的依据。同时，加入WTO带来的外部压力为国有企业以及汽车、银行、电信等领域扫除体制沉疴、加快自身改革提供了有利契机。

　　其次，对外开放带动了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我国工业领域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较低，技术引进仍主要采取进口生产线和生产设备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在短期内提高了工业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产能，但受制于当时较低的国内资本积累水平和有限的出口创汇能力，加速工业化难以挣脱“两缺口”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顺应世界范围内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发展趋势，我国转而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策略，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扩大生产能力，提高产业技术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部门加快向外资开放，大量外资进入制造业。相比其他领域，中国制造业具备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较强的配套能力，市场容量大，竞争更为充分，具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客观条件。由于我国对制造业外资进入方式和股权比例的限制相对较少，跨国公司向中国大规模转移生产能力促进了工业内部结构升级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见表2）。同时，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对外开放丰富了先进技术的来源，FDI对中国技术进步具有正向作用（江小娟，2002；王红领、李稻葵、冯俊新，2006），表现为跨国公司直接技术转让、促进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以及对外资企业操作方法、技术诀窍、专利、商标、技术规程、产品标准和管理模式的学习效应。21世纪以来，大跨国公司在华设立了各种类型的研发中心，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研发体系的国际化程度。尽管对于跨国公司技术转让及其溢出效应仍有争议，不同行业、不同来源地的FDI，其技术溢出效果存在差异（陈涛涛，2003；谢建国，2007；邵玉君，2017），但总体来看，对外开放为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营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当然，不可否认，跨国公司技术转让的局限性以及对外部技术的依赖制约了中国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路径选择。这一问题在我国高技术产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约有80%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由外资企业采取加工贸易方式实现，出口附加值偏低，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高技术行业由于未能掌握核心技术和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在世界市场变化和国际经贸关系波动中受到较大冲击。

　　最后，对外开放促进了国际竞争力提升。一是对外开放扩展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巨大需求共同支撑了工业生产和出口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跨跃式发展，由此带来的规模效应夯实了中国作为工业大国的基础。二是对外开放拓宽了中国工业发展的资源利用途径和范围。中国曾经是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的发展中大国，对外开放将包括能源矿产、先进技术以及制度体制在内的外部资源引入中国经济体系，有效缓解了加快工业化发展的资源瓶颈。三是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竞争力是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基石。对外开放使得中国企业直面国内外各种风险和竞争，提高了国内企业的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熟悉国际市场运行规律的企业群体既是中国经济体系中分量十足的“压舱石”，也是结构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四是对外开放遵从分工和效率的原则，带动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向工业和服务业，释放了比较优势，分享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成果。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总体上保持上升的态势，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见表3）。

　　回顾40年的开放历程还可以发现，通过主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经济与世界商品和要素市场建立起了越来越多的连接点，见证了国际分工方式和格局的变迁。近年来，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参与方式由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由产业间分工向全球价值链上的产业内部分工延伸。中国为此付出了资源和环境代价，也成为这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同时，应该看到，尽管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但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凭借低价的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导致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和外部资源产生了依赖。大量价格低廉的中国产品输出刺激了发达国家消费需求的扩张，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为当地消费者更多地超前消费来自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廉价产品提供了信用支持。随着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增强，中国的产业体系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一方面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互动影响中运行调整，另一方面分工模式和参与角色的固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中国结构调整的自主性。

　　进入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强调的是，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经验，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而且对世界经济和国际秩序产生了日益深远的影响，产业竞争力此消彼长引发国际竞争格局的嬗变。如何把握新一轮科技和工业下全球产业升级和分工深化带来的战略机遇，如何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特别是中美之间从科技、能源、贸易、投资、金融到国际话语权全方位的大国竞争，是对中国开放定力和全球治理能力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

　　近年来，发达国家加紧对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结构转型实施战略布局，引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从科技活动的规律来看，颠覆性创新从来都是“少数派”游戏，全球创新的集中度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现阶段美国、日本、欧盟等传统科技强国的科技投入仍占世界创新总投入的80%。其中，百多年来，美国一直是科技创新最活跃的国家，也是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全球科技霸主的地位在未来20~30年虽然会受到更多挑战，但却难以全面超越。科技创新之所以成为大国角力的竞技场，既是由综合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科研组织方式变化的结果。21世纪的创新活动日益复杂，重量级的科研成果仅靠个人单打独斗几乎不可能完成，而要有系统化、组织化的持续大规模投入做支撑。发达国家长期形成了较为稳定有效的科研体制，政府的科技投入能够撬动更多企业资本和社会资源，大大提高了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效率。

　　客观地看，我国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开始具备与发达国家同步竞争的能力。总体而言，应对新一轮科技和工业，主要工业大国各有优势（见图1），但随着我国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可供借鉴的现成经验及能够模仿或赶超的目标越来越少，在尖端技术、重大装备和核心零部件等领域，凭借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轻松”摘下跨国公司技术转让的“低垂果实”的技术进步路径势必越走越窄，中国从追随者到同行者乃至领跑者的角色转变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

　　近现代以来，对外贸易发展史往往折射出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浓缩了中国由农业国加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开放和发展成就。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令世界刮目相看，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模式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可。尽管中国不少产业仍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附加值环节，但随着贸易总量扩张和制造业体系不断完善，中国正由全球化的接受者向全球化的推动者转化。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目前中国已经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向全球输出也从世界各国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在中国之前，历史上只有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曾是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中国是迄今唯一的发展中贸易大国，也是开放程度最高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作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角色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其影响是多方面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一轮加速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凭借劳动力、要素成本等传统比较优势，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分享了全球化红利，推动国际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见表4），这一判断似乎已成共识。然而，全球化的影响显然更为复杂，产业竞争力变化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化红利分配失衡，引发发达国家低收入群体对全球化的反弹，这种反作用力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迟迟未能实现新旧转换、迎来全面复苏而被强化，致使原本在信息技术普及和贸易自由化推动下日益扁平的世界，又出现了凹凸不平的迹象，充斥着“逆全球化”的杂音。除了因分配不均导致的对立和割裂，全球化进程中的“主权让渡”及其“去国家化”导向始终受到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等反全球化势力的诟病（恩斯特·本达，2004）。在各种保守势力当道、保护主义升级的情况下，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确立了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国，而全球化固有的局限性以及我国自身体制机制中的深层次矛盾则放大了中国扩大开放的短板和障碍，制约了中国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美之间的博弈尤为引人瞩目。当今世界，中美关系是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特朗普就职美国总统之后，其“美国利益优先”的贸易政策导向明显趋于保守，在钢铁、有色金属制品等领域则不断加大对华施压力度，持续收紧对华贸易政策，进而单方面发动贸易战。毋庸置疑，现阶段中美两国产业体系仍具有互补性，各领域尚有合作空间和潜力，但一个不容规避的现实却是两国已然开启大国全面竞争模式。中美之间在贸易逆差、高技术产品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政府产业补贴等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歧。其中一些矛盾是长期形成的，比如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既是全球化条件下要素分配格局变化的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行贸易统计体系造成的。历史地看，我国作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在较长时间内保有贸易顺差符合世界主要贸易大国贸易差额变化的一般规律。由图2 可见，1978~2017年，我国顺差年份有24个，尚少于美国、德国、日本等贸易大国顺差集中出现的持续年份。同时，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是单纯的规模问题，而更多的是结构问题。由于目前出口产品中95%以上是品种繁多的工业制成品，采用总额而非增加值统计的条件下，我国与全球75%的国家和地区都有顺差。其中，2017年我国对美国和欧盟两大贸易伙伴的顺差分别占当年贸易顺差总额的65.0%和30.1%，相比2011年与这两个贸易伙伴顺差分别是贸易顺差总额1.33倍和0.93倍的情况，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规模已经有所缩减，且顺差来源地不平衡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必须清醒认识到，中美之间经济结构、体制和决策机制的差异决定了解决两国突出矛盾和分歧不可能一蹴而就，盘根错节的美国国内形势将进一步增加中美大国博弈的变数（冼国明、张岸元，2004）。中美大国竞争的格局是真正考验中国综合实力的现实挑战，必须做好充分的战略和战术储备，精准识别各方利害关系和利益诉求，尽最大可能求同存异，在竞争中合作，在竞争中发展。

　　近年来，劳动力、能源、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攀升导致我国以要素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渐弱化。通过比较分析两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动发现，产业竞争力的变化致使中美制造业的要素成本同样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见图3）。在全球化进程受阻的情况下，中国要坚持倡导全球化，坚守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基本方向。然而，进一步扩大开放却面临种种压力和障碍。首先，尽管出口规模稳中有增，但与加入WTO后那一轮高速增长相比，中国出口增速明显放缓，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大幅下降，2006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度达到28.89%的高位，2017年这一比率已降至3.47%，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中国经济由“三驾马车”拉动开始转为主要由投资和消费“双轮驱动”（渠慎宁、飞、吕铁，2018）。再从利用外资的区位条件来看，随着国内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外商投资在我国资本形成中的作用非同从前（杨丹辉、渠慎宁、飞，2017），表现为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高点之后（1995年这一比值高达15.65%），进入21世纪后持续快速回落，2010年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降至2.84%，2016年这一比值则仅为1.22%，而同期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也由超过70%下滑到2016年的不足30%（29.3%）。这些指标的变化反映出开放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正在发生改变，直接影响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意愿。

　　其次，经过40年数轮侧重点不同的对外开放，成本低、冲击小、相对比较容易凝聚共识的领域已经逐步开放到位，而在经济社会体系的存量部分则积累了一批老问题和大矛盾。要想啃下这些体制机制中的“硬骨头”，不仅需要新理念新思路新模式，而且更需要改革与开放联手同步，协同推进。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改革进入深水区意味着各种利益纠葛更加复杂化、多样化，渐进式的增量开放模式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和障碍，“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效应”受到了各种掣肘。一些领域由于利益下沉，“大门已开，小门不通”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产业政策工具选择与贸易政策导向出现错配。在利用外资方面，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虽有所改善，但部分地区扩大吸收外资的动力不足，投资软环境不佳，简化行政管理不彻底。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和政策效果。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开放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迈向大国复兴、实现国家繁荣的必由之路。为此，要积极探索开放的新模式，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建成经贸强国（汪洋，2017；钟山，2018）。落实习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主旨演讲提出的新一轮对外开放承诺，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条件，稳步扩大金融、文化、旅游、专业服务等服务业及高端制造等领域对外开放，坚持陆海统筹，协调国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整合各地区、各部门的开放利益，下大力气治理“大门已开，小门不通”的局面，将新一轮开放的制度红利释放到位。同时，面向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竞争新优势亟待重塑和升级，这需要深入研判新一轮科技与工业主导技术的发展方向以及生产方式变革趋势，在加强“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和引导“自下而上”的企业自主转型两个层面上精准发力，以新经济新科技新产业新模式将发展的新动能注入开放部门（见图4）。

　　应对全球挑战、谋求共同发展，是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课题，要始志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推动构建平等公正、合作共赢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中坚力量。在新形势下，围绕高质量自由港建设、进一步简化负面清单、改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合作等新一轮开放的重点领域，政府的职能要加快由政策制定转向服务提供和能力建设。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方向(冯颜利、唐庆，2017)，顺势而上，辨识各国利益的重合区和分歧点，树立新型全球治理观，主动承担与自身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及其公品的供给，加强经济外交政策的国际协调，合力解决全球发展失衡、数字鸿沟、系统性金融风险等突出问题，为全球治理体系朝着高效、有序、平衡、能够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的方向不断完善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1]江小涓: 《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陈涛涛：《影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行业特征》，《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6]王红领 、李稻葵 、冯俊新：《FDI与自主研发：基于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06年第2期。

　　[7]谢建国：《市场竞争、东道国引资政策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经济研究》2007年9期。

　　[10]邵玉君：《FDI、OFDI与国内技术进步》，《.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2017年第9期。

　　[11]杨丹辉、渠慎宁、飞：《中国利用外资区位条件的变化：基于中美制造业成本的比较分析》，《国际贸易》2017年第10期。

　　[12]冯颜利、唐庆：《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当代世界》2017年第11期。

　　[14]渠慎宁、飞、吕铁：《“两驾马车”驱动延缓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基于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的需求侧核算分析》，《管理世界》2018年第1期。

　　China Economist （中文刊名：《中国经济学人》）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面向全球发行的中英文学术期刊。China Economist创刊于2006年3月，始终致力于向全球传递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最前沿研究进展，搭建中外学者相互交流的学术平台和研究阵地，向全世界宣传能够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诉求的研究成果，促进国外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中国经济学人》先后被EconLit、EBSCO、ProQuest、SCOPUS等全球主流乐鱼app官网下载、权威数据库及索引系统收录，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是“代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英文刊最高水平”的期刊。